因为这件“小事” 东航乘务长受赠感谢锦旗

在这个传统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把握规范性，而动物完全不可以把握规范性，人与动物不同之处在理性，相同之处在欲望，规范性判定是排斥欲望的理性判定。

本文是基于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初步尝试。对后果的预见与纠纷解决资源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

登记人口大约有二千多，分成二十四个组，每组约一百人左右。我就和他老婆说，不要去管他，就这么磨吧。因为大部分单位都听领导的。这和政府、法律的机构不一样，是非制度性的，却又高于这些常设机构的。很少的村民能指出当地最近的法庭的所在地。

还有，有一个村民这样描述一件他知道的事例。乡镇一级则设有司法所。正如有些学者指出：在清算旧的传统和制度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随意地斥责古人、斥责祖先、斥责他们创造的观念和制度，无视其中所蕴涵的智慧、知识和普遍道德，是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病，即由中西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紧张症。

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不可守，因相率视法律为无物。中译本版本说明：Francois Quesnay：DESPOTISM IN CHINA Paul Anderson Company San Antonio，Texas，1946 本书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保罗？安德森公司1946年英译本译出。所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与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弗郎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年）《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9]等著作中对中国礼的理论分析直到现在仍为学界时时征引，奉为圭臬。[13] 从梁启超的这一段论述来看，梁氏对西方法尚不太熟悉，而对中国法可以与西方相应作出比较之处亦十分模糊。

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

租赁、典当、买卖契约的签定除交易者双方外，还必须有保人的画押、签字。微观学者的主要任务在于搜集资料，比如美国的50个州各有自己的制定法和普通法，就需要加以搜集和比较。法律在古人心中为必要的邪恶是今人强加于古人的不实之辞。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

饮茶者也不必视饮咖啡者为野蛮，需要时亦可食以咖啡。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象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中国古代法网不可谓不密，但法对孝子、烈女、侠客、义士却常常网开一面，这种表面看起来的曲法之举，目的正在于追求法制背后的法的精神的实现。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

中西法的道理是大抵中说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这需要有政府的极大注意。

由此看来，这样的理解也许更合理：中国传统法的发展在表现出法的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辅相成的法的模式。礼与法的关系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在我们批判古代法的一些缺陷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古代法完全解体，而关于中国传统法整体的研究成果又十分匮乏，有机统一的古代法被机械地分割为制度、思想等条条块块，失去了原貌。春秋时齐有管子七法，楚有仆区法、茆门法，晋有刑书刑鼎，郑有刑书竹刑，其见于记载者如此。而这些差异在交通不畅、信息不通、相对封闭的古代是理所当然的。1904年梁启超在《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以西方法为标准，指出了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法的不足：法律之种类不备、私法部分全赋阙如、 法律固定性太过、法典之体裁不完善、法典之文体不适宜[7].而在中国古代法早已不复存在的近一百年之后，学界又发出了中国古代是专制无法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法的概念过于狭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法学家阶层、中国传统法缺少价值认定和追求等等宏论。据礼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24] 刘俊文著《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0页。

故本文的引文取张深雁译本。宋代有一位名叫马麟的人，与人斗殴，致对方重伤，被官府拘押。

春秋战国，尤其是秦汉以来，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在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受到法律的限制。过于关注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矛盾是20世纪以来解读传统法的最大失误，而导致这一失误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对传统法的整体结构、传统法中的主要概念缺少梳理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地开始了中西法的比较。

在中国，这一点是过去了，但进步又似乎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在它的民事法律中，同时又包括了这个民族所能想象到的一切观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合理的解读中国传统法。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中国古代社会的礼由血缘社会规范演变为官僚政治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恰好证明了法的这一普遍发展规律。[8] 对历史和传统的误解和偏见不仅有碍于学术的发展，而且有碍于我们对历史传统所应有的自信。其实这种对礼与法关系的局部论述在强调了礼与法局部统一的同时，恰恰扩大了礼与法的对立，并将礼排斥出法的研究范围。

武则天赞赏徐元庆为父复仇之举，主张免其死罪，改判流放。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状况参见曾宪义、范忠信：《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饮咖啡者不必视饮茶者为落后，必要时也可饮茶。严复所译本是由英文译本转译为中文的，张深雁认为许多英文译本的错误在严译的中文译本中无法避免地以讹传讹。

又为什么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采的文化里面，竟然找不出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等等[29] 以上的论述不仅曲解了古代法与现代法间应有的界限，而且透出了20世纪八十年代后，学界存在的一种普遍的浮躁气息。打一个浅显的比喻：中国的茶叶与西方的咖啡，其优劣就无从论起。

但是后来几位君主沉溺于安逸、荒淫和暴虐，他们作为邪恶的典型，使他们的后世子孙认识到，当一位中国皇帝使自己招致其臣民的蔑视和怨恨时，他便面临着废黜的危险。为了求证自己预设的理论，对传统文化不做整体的考察而只究其一点并将之绝对化正是目前学风浮躁之典型表现[30].而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产生于浮躁学风中的浮躁之论对学术和社会的影响却不仅广泛而且长期不能消除。当作者只究其一点地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强调绝对的和谐的时候，恰恰忘记了或不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和谐最忌讳的就是绝对。再比如孟德斯鸠这样评价中国法律： 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到惩罚。

比如其在发展过程中也依次经历了神判法时代、习惯法时代和法典时代。中译本版本说明：本书根据法国巴黎加尔涅兄弟出版社（Editions Garnier Freres ，Paris）1949年版原文本Montesquieu：De I'Esprit des Lois译出。

与西方视传统法为动力相反，我们将历史与传统当成了包袱-这就是我们苦涩和失落的原因。我们也就愈难发掘传统法的精华和真正寻找到法的传统动力。

[32] 《古代法》，第9页。但奇怪的是批判并未因其远离而减弱。